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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爱乐善范仲淹(下)

时间2019-05-08 14:04:19   来源:慈善公益报 

 


 

先天下之忧而忧

      范仲淹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,主要经历在地方。他有着崇高的志向,全局的视野,又能够体恤民情,不谋私利,所以,他真正做到了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。细数他到过的地方,从27岁中进士到安徽广德开始到江苏徐州终老,担任过15个地方的官员,不论在助理参事、知县等基层干部任上,还是太守(自睦州起,都为太守以上官员)军政大员,所到之处,都深受老百姓爱戴,同时,也基本得到中央政府的满意。这从各处修建的范公祠可见一斑。徽宗宣和年间,朝廷特别下诏,要求有范仲淹祠所在的地方官署,每年要按时祭祀范仲淹。纵观历史,有宋一朝,甚至自秦汉以来,官员有此厚遇的,“千百年间盖不见一二”。有人说,那原因是范仲淹在“德、功、言”三方面皆为不朽,有一定道理。但是,细细想来,关键的是范仲淹的所作所为,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为天下百姓考虑。所以不会像有些官员,虽有政绩,但往往上面满意了,下面不认账,或者相反。富弼在范仲淹的《墓志铭》中说得好:“人获一善,已谓其难;公实百之,如无有然。”
      翻阅史料,不难发现,范仲淹关注民生,心系人民疾苦,是真关注、真关心。其实,许多官员也关注民生,但是一旦遇到压力,遇到人民利益和利益集团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,也即自己的利害关系受到挑战的时候,就会退缩回避,甚至做出违心的事情。而范仲淹不然,他往往会逆流而上。当他还是泰州一个小小的盐仓的时候,他看到已经有200多年的海堤失修,秋潮时海水浸淫海陵、兴化等县,五谷不生,几千户人家遭灾。他坐不住了,提笔给上司写信,请求修堤。征得朝廷同意,开工后,遇到大雨雪,惊涛汹涌,役夫死伤百人,原先反对修堤的意见又出来了,朝廷犹豫起来,准备撤销项目。这时,范仲淹又向朝廷呼吁,“复言堰之利”,再三请愿,“愿自身总役”。就是要冒着风险,自己来当总负责,承担修堤风险。他的坚毅,帮助朝廷再一次下了决心,启用了这位年轻官员。海堤修好了,老百姓当然感恩戴德。1033年,江南地区发大水。刚刚获得皇帝重新信任的范仲淹请求去长江、淮河沿线视察灾情,开仓赈灾。一开始,他的请求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。范仲淹索性找机会直接向皇上提意见。他问皇上,如果宫中半天不吃饭,会怎样呢?现在全国好几个地方都缺粮少吃,我们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呢?在他的力争下,他争取到了这次特别的指派,坐镇指挥抗灾救济。除开仓赈济之外,他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,如调拨粮食,争取拨款,推荐积极救灾的官员,表彰先进,免除地方税赋等。为了让朝廷认识这次灾害的严重性,他把当地灾民用来充饥的野草送往朝廷,要求给内宫和皇亲国戚看看,希望他们收敛起奢侈的生活方式。范仲淹这些似乎“过分”的做法,在今天看起来,可能还会有人认为“极端”,可是,千年以前,他就那么干了,他的胆气来自他的为官之道。
      范仲淹主办民生,首先有心,其次有胆;除了有胆,而且有识。中国古代历史上赈灾济贫的许多做法,都出自范仲淹的创造。当年江浙大灾,范仲淹已经60花甲。他是被再度挤出中央权力中心的,但是,面对大灾,深知责任重大,要彻底解决灾害造成的困难,光靠开仓济贫是不行的。他想的办法,首先是:鼓励老百姓开展竞渡活动,自己也积极参与,到湖边和大家一起饮酒作乐。这个活动自春至夏,连续不断,高潮迭起,吸引了许多有钱人参加,也因此使用了许多民工,许多饥民因此获得了就业机会;其次,同样依据杭州市民的爱好特点,鼓励举办佛事。佛事做起来,不仅取得慈善捐款,也增加了百姓就业机会;第三,鼓励庙宇寺院抓紧饥荒年间工匠工价低迷的机会,开工修寺,大兴土木;第四,提高杭州地区的粮食价格,吸引商人将粮食运往杭州销售。这样,杭州地区的粮价不久就得到平抑。如此等等措施,帮助杭州居民度过艰难岁月。可是,范仲淹这个“以有余之财惠贫者”的思路被一些人误解了,说他大灾之年,放纵游乐,没有节制,耗费财力,实在是没有读懂范仲淹。其实,在平时,范仲淹十分节制,家里不来重要客人,绝不吃肉。鼓励建庙,也是有规定的,“止可完旧,勿许创新”。事实是,大灾之年,杭州百姓没有离家出走,没有流离失所,没有发生骚动。后来朝廷也肯定了他的许多做法,作为政令颁布。有的还为后世效仿,比如包拯在庐州救灾,就模仿了范仲淹的不限当地粮价的办法。苏东坡、郑板桥等赈济救灾,也多少学习借鉴了范仲淹的原创。

士特立独行于义

      皇佑元年(公元1049年),范仲淹到杭州上任,路过苏州,和老家的族人商议开设义庄的事情。是年,范仲淹60岁,4年后,范仲淹去世。
      范仲淹在其生命的晚年,决定把一生积累的钱财,在老家苏州置办田产,田产收入作为族内的慈善救助捐款。按照范仲淹和他在苏州闲居的二哥商议,救助范围,除宗族外,也顾及乡亲和姻亲。宗族发放对象不论贫富;周济内容十分广泛,有粮食、布匹、奴婢的口粮,还有红白喜事和急难事宜;规定还特别照顾无经济收入的妇女。皇佑二年十月,义庄开始发放钱粮,也就在同时,范仲淹公布了他亲自订立的十三条义庄规矩,即实施细则和管理、监督条例。范仲淹真的是先治国,后治家,用治理国家的才华,开创了一桩中国历史上、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慈善事业,做得井井有条。后来在他的儿子范纯仁等人的继续下,管理条例愈加完善,范家义庄能够延续800多年而不散,到宣统年间仍然有义田5300亩,且运作良好,不能不说,是范仲淹打的好基础。
      范仲淹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伟人。他在快要离开那个世界的时候,眼看军国大事用不着他了,做了两件轰动全国的事情。一是在皇佑三年11月初一(范仲淹去世的前一年),他用黄素小楷手书韩愈的文章《伯夷颂》,受到当朝宰辅和文坛领袖们的追捧,一时洛阳纸贵。一是创办了义庄。可以这样理解,前者是他对于“古仁人之心”的总结性理解,“士之特立独行,适于义而已”;后者是他对于仁人之心的实践。大家都知道,范仲淹2岁丧父,4岁时,母亲“贫而无依”,改嫁山东长山。从此母子与苏州范氏脱离了关系。范仲淹初入仕途以后,曾经希望认祖归宗,但是,苏州范氏族亲出于顾忌财产分割等原因,没有接纳。就是这样,范仲淹大仁大义,告诉子女,苏州宗亲,虽然对于自己曾经有过亲疏,但是,在祖宗看来,都是子孙,因此我们不应该有亲疏之分。我现在显迹了,也是祖宗积德,怎么能够独享富贵而看着有饥寒的同宗不去抚恤呢?这样的胸襟气度,真如天空海洋一般。
      其实,范仲淹也不是富得流油,他为官清廉,他的积累,一是来源于北宋朝廷给予高官的薪俸比较多,二是范仲淹多年征战,朝廷给予的奖赏。最主要的,是他克勤克俭,生活极其节俭。他晚年有一个习惯,每天睡觉前,都要在心里合计一下家中一日的费用,只有感觉到用之所该用,他才心安。他把钱财都捐出去了,去世后下葬时居然连一件新衣都没有,丧礼还是由友人集资为他办的。
      范仲淹晚年,子女们关心他的退休养老问题,建议他在洛阳置宅,因为孩子们的祖母安葬在洛阳。但是范仲淹不同意,他说,“人苟有道义之乐,形骸之外,况居室乎?”意思是说,人如果已经得到了道义方面的快乐,那么,房子之类的身体之外的东西,还有必要追求吗?他进一步告诉孩子们,你们看看,洛阳修建了那么多的园林,我要去游玩,谁还不同意,何必再修建自己的园林呢?他的几个孩子,个个都有乃父之风,所以,父亲一开口,他们就都理解了,都支持父亲全部家产投入苏州义庄的开发。而且在他父亲之后,他们又身体力行,维持和完善义庄的运转。
      范仲淹的这些想法,不是心血来潮,那是他“先忧后乐”的理念在处理家庭问题上的表露。早在十多年前,他主政苏州,他喜欢苏州的优美景色,苏州又是他的祖居地,他产生了在苏州定居的想法。他看中南园这个地方,所谓“西施台下见名园,百草千花特地繁。”他购置了下来,准备修建私家住宅。可是,一个风水先生告诉他,这个地方风水好啊,将来会出不少公卿贵人呢。这么一说,范仲淹想法改变了,他说,与其我家出重要人物,不如天下人都能在这里得到教育,让国家得更多的人才。于是,他把南园捐献给了地方,在这里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学校。所以说,范仲淹不为自己修建私宅,绝不是偶尔为之,而是他的大公益思想的必然选择。有人评价范仲淹,说他在布衣为名士,在州县为能吏,在边境为名将。现在,应该再加上一句,在老百姓眼里,他是大好人、大善人,大真人;在年轻人的网络里,他是一个人气十足的慈善网红。
      《宋史》范仲淹篇的篇末说:“仲淹内刚外和,性至孝,以母在时方贫,其后虽贵,非宾客不重肉。妻子衣食,仅能自充。而好施与,置义庄田中,以赡族人。泛爱乐善,士多出其门下,虽里巷之人,皆能道其名字。死之日,四方闻者,皆为叹息。为政尚忠厚,所至有恩,邠、庆二州之民与属羌,皆画像立生祠事之。及其卒也,羌酋数百人,哭之如父,斋三日而去。”这段话,多出于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神道碑,基本概括和评价了范仲淹为人处世、立身行事的一生。
      (本文参考《宋史》及诸葛忆兵《范仲淹传》等资料   石国雄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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